二百教授點撥山“大王”　　原標題：老區沁源大“引智”，太岳青山變“金山”　　二百教授點撥山“大王”　　4月21日，中藥材專家王玉慶(右一)在山上給當地種植大戶和鄉村幹部傳授中藥材種植知識。本報記者孫亮全攝　　2018年以來，206位專家教授，將論文寫在山西沁源老區的大地上。得到“智力支持”的沁源，找到了轉型發展思路，在百萬畝沒有任何產出的林地裡“激活”了多項新產業，找到一條把綠水青山變成“金山銀山”、推動城鄉融合發展的新路　　地處太岳山深處的山西省沁源縣，歷史厚重，曾是抗戰名城。這裡發生過著名的“沁源圍困戰”，抗日軍民圍困日軍兩年半，“不出一個漢奸”。　　可是，老區在發展中掉了隊。2018年脫貧摘帽後，怎麼發展成了當地決策者最頭疼的事。發展沒思路，致富沒技術，當地沒人才，繼續“靠煤過活”嗎？　　當地想到了一個“絕招”大力吸引專家教授下鄉“提供智慧”。2018年以來，206位專家教授，將論文寫在沁源老區的大地上，幫助當地“摸清家底”，制訂發展規劃，甚至直接帶來項目，在產業塑造、生態保護、文旅發展、脫貧攻堅、鄉村振興、工業轉型升級等各個領域提供支持。　　得到“智力支持”的沁源，找到了轉型發展思路，在百萬畝沒有任何產出的林地裡“激活”了多項新產業，找到一條把綠水青山變成“金山銀山”、推動城鄉融合發展的新路。當地甚至利用這些“飛鴿牌”專家，培育了一批“永久牌”學生，夯實了山區高質量發展的人才基礎。　　“大王”和教授　　這兩年，老區沁源出現了多個“農民大王”，有“黨參大王”“苦參大王”“黃芩大王”，還有“育苗大王”。奇怪的是，他們都管同一個人叫“師父”。這個人就是山西農業大學的退休教授、67歲的中藥材專家王玉慶。　　“大王”們說起“師父”，一個個尊敬得不得了，十分服氣。據說，他們從“師父”那裡學到了“點石成金”的本領。　　山西東南部，古稱上黨，

長億電子遊藝場

其中的沁源，因山西省第二大河流沁河發源于此而得名，西漢置縣，稱“谷遠”。山大溝深的沁源是山西的“綠肺”，有220萬畝林地和120萬畝天然牧坡，森林覆蓋率在省內排名第一。　　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讓沁源也被稱為“北藥之首”，有653種中藥材在此生長，是黨參等多種中藥材的地道產區。黨參即上黨人參，因沁河源頭林密水好，黨參質量上乘。　　然而，長期以來，16萬老區人民卻面對這樣一種尷尬：“北藥之首”無藥材，百萬畝林地不產出，多年來當地財政收入以煤為主。　　沁源山區產出的野黨參品質好，但由于多年只挖不種，每年全縣只有五六十名採參人可以在山上挖回野黨參，每人能採百十斤左右。這五六千斤野黨參，是沁源縣220萬畝林地和120萬畝天然牧坡每年的全部黨參產出。　　“都被三鄉五裡的當地人買了，用土辦法悄悄吃掉了。野黨參基本出不了沁源，更別說市場。”沁源縣黨參種植大戶孫海峰說，當地人“抱著金飯碗討飯”。　　2018年9月，到處找思路的沁源幹部聽說王玉慶研究中藥材很有水平，便“三顧茅廬”，硬拉著王老從城市扎進了沁源的山裡。　　帶著團隊用兩個月時間摸清山裡的藥材家底後，王玉慶開了座談會。“縣委書記、縣長，政府部門、鄉鎮的相關負責人都來了，討論完後，開始出規劃。”王玉慶說。　　“沁源的中藥材種植面積很小，自由種植，產量低，失敗率高，不成規模，更沒有產業。”王玉慶團隊的調研結果顯示，沁源縣中藥材發展中，人工種植沒技術，品種選擇也有問題。　　必須培訓。從“冬季培訓”到“春季培訓”，從鄉鎮政府會議室到村支部、農家大院，甚至在山上的樹林裡，王玉慶組織的培訓出現在沁源的各個地方，每次培訓都擠滿了想致富的人。　　在教授們的幫助下，沁源縣2019年制訂了“中藥材十年發展規劃”，提出“藥上山、糧還田”的林下中藥材發展計劃。就這樣，才有了“大王”和教授的故事。　　“大王”本不是“大王”。1985年出生的“黨參大王”孫海峰2018年回到老家沁源縣箭桿村，將這些年在外做藥品銷售攢下的700萬元家當全部扔到地裡，開始進行黨參種植。他流轉了3000畝土地種黨參，同時進行黨參產品加工，除藥材本身外，生產黨參茶、黨參粉等功能型產品。　　2019年，孫海峰又在村集體的山林裡種植了1000畝黨參，今年將林下黨參面積擴展到7000畝。2019年，孫海峰的黨參產品產值達到了300萬元，今年預計達到3000萬元。他一個人就“激活”了全縣的黨參產業。　　“苦參大王”高晨是“90後”，17歲去廣州闖蕩、23歲回到老家虎現村後，開始種苦參，除了在山坡撂荒地上種，今年還在山上的林地裡種，種植總面積擴展到了5000畝。“為啥死乞白賴地要拜師？我的苦參2018年畝產2000斤，去年王教授告訴了我‘深翻’的訣竅，畝產就成了一噸半，以前論斤，現在論噸，能不拜師嗎？”　　“林下中藥材是野生藥材種植，將山上野生藥材的種子收集回來，將種子或育出的苗再種植到山上的樹林裡，自然生長，採回的藥材價值很高，供不應求，是真正源源不斷產出的‘金山’。”孫海峰說。　　沁源縣今年的連翹種植面積達到50萬畝，其中野生面積35萬畝，新發展的黨參等種植面積4萬畝，14個鄉鎮湧現出數十名中藥材種植大戶。“大王”們都成了當地產業發展的龍頭，他們除了進行中藥材種植外，還進行藥材加工及下遊產品研發，激活了當地中藥材產業。 　　千名教授“牽手”千家萬戶　　助推“大王”們口中“比煤炭還大的產業”發展的，還有一個平台，這是一個沁源幹部群眾過去“見也沒見過，想也想不來”的新事物。　　沁源縣沁河鎮閆寨村很有名，當年的太岳軍區司令部就設在村裡的數十孔舊窯洞裡。　　抗戰時期，沁源是太岳革命根據地黨政軍領導機關所在地，曾打贏著名的“沁源圍困戰”日軍想在沁源做一個山地佔城的實驗，被抗日軍民用山地圍城的實驗瓦解了。沁源軍民堅壁清野了兩年，沒出一個漢奸，日軍不堪重負，一把火燒了縣城跑了。毛澤東為此稱贊沁源為“英雄的人民，英雄的城。”　　2018年開始，沁源以地方出資、中國農業大學教授團隊“出智”的方式，在閆寨村修建一個名為“水漾年華”的田園綜合體。這個在閆寨村東、沁河岸邊的農業綜合體，佔地面積2000多畝，包括8個主題場館、在建的200多個連棟溫室和6個加工廠。　　當地人稱它為“總平台”，教授們叫它農業產業化聯合體，其實是老區找到的一種農業發展新思路。　　“它是一個融合了當地農業一二三產，匯集技術研發、示範、推廣、銷售的農業產業化聯合體。”中國農業大學規劃科技研究所所長張天柱介紹說，總平台功能還包括當地農產品的集中展覽、區域品牌創造和農業旅遊等。　　站在“水漾年華”的門口，就能看到旁邊沁河裡嬉戲、飛舞的黑鸛。計劃今年7月正式開放的田園綜合體，在去年已有4萬多人前來參觀、旅遊。“裡面的農業新技術讓人大開眼界。”閆寨村黨支部書記王政說。　　張天柱說，“水漾年華”整合了中國農業大學等高校的近千名教授資源，將他們的科研成果，結合沁源的實際進行轉化，在建設的中藥材、蔬菜等8個主題場館內進行研發培育，隨後小範圍實驗，大範圍推廣。　　沁源縣委書記金所軍稱，這個綜合體架起了農大和農戶的橋梁，讓“千名教授把論文寫在了大地上”。去年，“水漾年華”組織了80多批次專家來沁源縣“對口”解決出現的農業技術問題，多的時候一次有20多人。　　沁源縣耕地少，只有30萬畝，但是處在900米到2500米的海拔範圍內，氣候冷涼，成熟期長，土壤、水、空氣都很好，產出的雜糧品質很高。“當地人缺乏品牌意識，直到去年，部分農產品才第一次有了包裝。”張天柱說，“水漾年華”平台將農業整體供應鏈打造好，實現農業產業結構調整後，打造出優質區域品牌難度不大。　　依託“水漾年華”成立的沁源縣振興農業投資開發有限公司負責人姚超說，這個平台連接了千家萬戶。以中藥材館為例，利用最新科研成果，技術人員們從2019年12月開始對當地野生黨參進行育苗，隨後將這些種苗免費提供給當地農民，目前培育的參苗已在當地種植近2萬畝，還遠達不到百姓需求量。　　“水漾年華”在整合專家教授技術資源之外，還整合種子、化肥等農資銷售。沁源縣委常委、沁河鎮黨委書記王鴻說，在黨參推廣種植中，平台提供免費的種苗和化肥等農資，百姓種植、收獲之後，平台以保底價回收，並負責打造區域品牌和銷售。“簡單說就是平台負責上遊的技術、中遊的農資和下遊的市場，農戶只操心種植。” 　　摸清山林“家底”　　好山好水除了能長出好藥材，還產出好風光，孕育出好的動植物。但要想拿這些好東西做文章，也不是件易事，因為當地人多年都弄不清自己的“家裡”到底有什麼。　　當地人稱“毛孩”的焦建峰是個“奇人”，從小喜歡“跑山”，有許多“動物朋友”。　　“從十幾歲開始，跑了30年山，跑遍了沁源南部山區。”“毛孩”嘴裡的“跑山”可不容易，一大早起來吃上“幹飯”，不能喝稀粥，帶上一瓶水，然後跑步上山，不管懸崖峭壁、荊棘密林，一路跑過去，中午不吃飯，一直到天黑前下山。就這樣，一個人在大山裡一天奔跑六七十公裡。　　常年“跑山”讓46歲的“毛孩”練就了一身與動物打交道的特殊本領。“幾米遠就能聞到毒蛇的臭味，附近有兇猛動物，脖子後的汗毛會豎起來。”焦建峰說，有這種感覺的時候，他就不敢再動，而是停下來靜靜觀察週圍，他說動物比人靈敏得多。　　“毛孩”在八九歲時就見過豹子。“在我姐家，姐姐嫁的那戶人家在深山裡，村裡只有他們一戶。”焦建峰說，他姐姐家養著30多只羊，那時他們看到喝完羊血的一只豹子趴在地上休息，等大人們借回獵槍，豹子已經走了。2017年，焦建峰又碰到一只金錢豹，他小心翼翼在300米外用手機拍攝到一段視頻，發到抖音後，點贊量上了百萬。　　見過豹子，遭遇過豹貓攻擊，經常碰到原麝、□子、狐狸、褐馬雞、紅腹錦雞等動物的焦建峰，和當地人一樣，許多年來並不知道這些動物的價值，甚至多年來把褐馬雞叫野雞。　　“摸清家底”才能更好地保護、利用，這是當地人的一個樸素思維。　　2018年晉中學院生物科學與技術學院教授張謹華帶團隊來到沁源，他們和東北林業大學、北京林業大學等項目團隊，在2019年3月啟動了“沁源縣褐馬雞分布綜合科學考察項目”，在靈空山鎮五龍川村建立了專家工作站。“這是全國為數不多的縣級工作站。”張謹華說。　　在隨後的一年時間內，他們在沁源全境進行了兩期系統調查，焦建峰這樣的本地“向導”帶著科考隊員進了山。科考隊在82個一類調查區和22個二類區域布設了82條褐馬雞樣線，安裝了200台紅外相機、進行了51個植物樣方調查。　　“樣線就是褐馬雞的活動軌蹟線，每條不少于5公裡，通過架設的紅外相機，記錄、研究它們的習性。”山西沃城生態研究所的石建軍說，科考隊員一般早上進山，晚上回來，他們去年在沁源待了10個月以上。　　這樣的付出有了收獲。根據82條夏季樣線的調查結果，沁源縣褐馬雞繁殖期的種群密度為10.8只/平方公裡，活體遇見率達0.088次/公裡，即平均每12.5公裡遇見1次。根據紅外相機調查結果的初步分析，表明沁源縣褐馬雞資源豐富，種群數量較多，適宜褐馬雞種群的發展。這為沁源這個新的“褐馬雞之鄉”找到了理論依據。　　除了褐馬雞，紅外相機還不時有“意外收獲”。不久前，它們就拍攝到了一只金錢豹活動的清晰畫面。　　山西大學教授郭東罡是沁源人，他的碩士論文研究的是沁源山裡的樹，博士論文研究的是沁源山裡的樹，帶的博士寫的論文還是研究沁源山裡的樹。“以前自己來搞研究，地方不愛搭理我們，現在當地政府恨不得讓我們住到這兒不離開。”郭東罡說。　　沁源這個野生動植物繁衍生息的天堂開始逐漸“揭開面紗”：境內有國家一級重點保護動物褐馬雞、黑鸛、金雕、金錢豹、原麝等5種，

小昆凌

二級重點保護動物鴛鴦、鳶（老鷹）、蒼鷹等27種。野生脊椎動物215種、鳥類164種……　　沁源縣野生植物資源也十分豐富。經調查，全縣境內有種子植物95科407屬816種。除653種野生藥材外，林下野生食用菌和森林食品種類豐富，品質優良，產量大的有羊肚菌、鬆茸、蕨菜、卷耳等10餘種。　　“摸清了一部分生態家底後，才可以針對性地做文章。”張謹華說。　　依託好山好水、好風光和好動植物，沁源縣在2018年提出“綠色立縣”後，旅遊業發展迅速，旅遊人數每年以超過20%的幅度增長，2019年全縣旅遊人數達到450萬。 　　“羊專家”謀“羊財”　　沁源山林多、牧坡多、草地多，這“三多”自然也導致沁源羊多，但是沁源人卻沒能“發羊財”，這是為啥？　　因為沁源人還和他們幾百年前的祖先一樣，養著一樣的羊，用著同樣的養殖方式，同樣掙不到錢。　　山西農業大學的教授古少鵬和任有蛇拍著桌子說：“落後，太落後了！”　　沁源全縣13萬只羊的“生活模式”是這樣的：自然放牧，五六家養羊戶雇一個羊倌，羊倌每天把這五六家的羊趕到山谷、牧坡去吃草，一般早上九點出去，中午五六家人輪流去替換羊倌回來吃飯，晚上六點羊倌再把羊趕回到各自家裡。　　草食畜牧業是沁源的傳統，2018年沁源縣的肉產量中，羊肉比豬肉高。當地百姓以養殖黑山羊為主，這是太行黑山羊的一個亞種。因為山好草好，沁源黑山羊的“生活條件”著實不賴。“食物選擇多，沁源黑山羊只吃上層的灌木。”當地畜牧局一名工作人員說。　　但是多年連續飼養、“近親繁殖”，沁源黑山羊的品種已經嚴重退化了。　　“出生個體小，生長緩慢，從小羊羔長到四五十公斤的大羊一般得兩三年。”沁源縣畜牧局局長王江榮說，他們也想進行品種改良，壯大羊產業，但是政府沒技術，百姓沒能力。　　這也是古少鵬和任有蛇他們被請到沁源的原因。“沁源冬季寒冷，缺少補飼，羊就餓瘦了，到第二年重新補膘。秋肥冬瘦，也是長得慢的一個重要原因。”古少鵬說。　　除了這些，沁源的“羊產業”也不行，縣裡沒有加工等後續產業，羊長大後被羊販子拉走，留在沁源的利潤很低。“正常行情的年份，一只羊從生下到賣出需要3年時間，利潤約400元，平均一只羊一年掙百十塊錢。”王江榮他們的調研結果，讓古少鵬有點沉默。　　古少鵬和任有蛇的團隊調研完，決定做兩件事：一件是改良品種，一件是幫助縣裡建起下遊羊產業鏈。　　古少鵬和王江榮他們找到了李冰，這是沁源縣官灘鄉崖頭村的一個養殖戶。他們利用建立的“山西羊產業技術體系沁源專家工作站”，引進外地黑山羊優良品種，進行品種改良。目前，沁源新山羊的原原種已發展到第四代，培育出了“雜二代”“雜三代”。　　“新品種跟本地黑山羊品種區別很大，本地品種一胎雙羔很少，新品種的雙羔率達到70%以上。新品種羊生長速度更快，經過科學飼養，在冬季進行適當補飼，只需6到8個月，小羊羔就能長成35公斤的大羊。”李冰說，新品種的養殖效率比本地黑山羊高了五六倍。　　李冰和古少鵬他們還在養殖場實驗“健康追溯系統”。記者在李冰的養殖場看到，每只羊的耳朵上都有一個外掛耳標和一個內置耳標。“通過後台大數據記錄每只羊的‘家庭血統’、外貌特征、健康檔案。得過什麼病、用過什麼藥、賣給誰、誰在養，都記錄在案，後續可以銜接屠宰場、銷售渠道，一直到消費者手中。”古少鵬說。　　教授們努力的同時，當地也沒閒著。沁源縣去年除引進建起一個10萬只規模的湖羊飼養基地外，一家企業還投產了一個大型屠宰加工廠，進行牛羊屠宰、分割包裝、熟肉制品加工，新的生產線年屠宰量可達10萬到15萬只（頭）。　　“飛鴿”教授留下“永久”專家　　這兩年，沁源縣引進的206位專家不僅幫助地方發展了多個新產業，在實踐中，這些來自全國各地的“飛鴿牌”教授，還給當地留下了一批年輕的“永久牌”土專家。　　“80後”秦鵬和史飛就是建築規劃方面的“新專家”。這兩名沁源縣住建局的工作人員，大學畢業後就回到了縣裡，從沒想到自己會和遙遠的清華大學發生任何關系。　　2018年底，當地組織部門在住建局和鄉鎮選拔了兩期、16個年輕人，秦鵬也在列，但他不知道要幹什麼，只知道這16人有個共同點：都有一定的建築設計專業基礎。　　“隨後我們被派到清華大學。”秦鵬說，第一週由清華大學建築設計研究院的教授廉毅銳給他們講了一週理論，講沁源需要幹啥。隨後的一個月時間內，秦鵬被要求考察了幾個藝術中心、古鎮，然後寫出一份“沁源可借鑑”的報告。　　史飛則去了清華同衡傳統村落研究所，在羅德胤教授團隊的指導下，進行了古村落開發與保護的考察和學習。　　後一個月，秦鵬和史飛分別參與到“沁源整體城鄉融合發展規劃”和“沁源縣河西村開發與保護方案”的規劃設計中。　　這是一個在鄉村振興中，沁源全縣城鄉融合發展的長期規劃，由清華大學教授團隊負責規劃，縣裡分步實施，解決沁源脫貧摘帽之後城鄉往哪走的問題。　　“沁源16萬人中，近一半居住在縣城，農村基礎薄弱，需要通過城鄉基礎設施一體化建設，以城帶村、以工促農，點亮鄉村各自特色，實現城鄉融合長遠發展。”王鴻說。　　按照沁源縣最終確定的“1+14”發展規劃，即短期的1個縣城和14個城邊村，長期的1個縣城和14個鄉鎮融合發展思路，沁源縣去年進行了“三村一廠”的規劃實施。　　“從規劃到實施，我們全程參與。”秦鵬說，在沁源縣倒閉的化肥廠和3個城邊村的改造中，他們眼看著自己貢獻了心血的設計一步步變成現實。　　記者在與縣城一河之隔的沁河鎮韓洪溝村看到，村裡靠近山溝部分的破爛房子變成了別具特色的現代民宿，1939年曾設在村裡的太岳行署成了培訓基地，正在進行的鄉村經理人培訓，讓村集體一天有2000元收入。　　“村子外半部分是新村，山溝裡的部分是舊村，如今根本想不到舊村以前的樣子，那裡曾是破爛坍塌的房子，村裡人誰也不去的垃圾場。”韓洪溝村黨支部書記崔耀先說。　　在廉毅銳團隊的規劃下，沁河鎮琴泉村開始重新挖掘村裡流傳千年的琴泉文化，開發文化旅遊養生產業，在村後的森林公園裡建了玻璃棧道、滑雪場和水上樂園。3月17日開門營業後，每天僅門票收入就達幾千元。　　這讓史飛和秦鵬很感慨，他們從來沒有站在全縣發展的高度考慮過這些規劃，進行創造性設計，以前都是“按圖施工”，給村裡規劃個下水道，維修一下基礎設施，僅此而已。　　“有了思想”的秦鵬們，也不時“俯瞰沁源”，對于以前想也不敢想、腦中沒概念的“村改”，現在也可以給一些鄉鎮書記拿出方案來。（記者孫亮全、胡靖國）　　雲岡石窟五華洞5號窟內的小佛像。記者柴婷攝　　3D打印的雲岡石窟第18窟的局部。雲岡石窟研究院供圖　　1920年9月11日夜，日本的宗教美術學者木下太郎參觀雲岡石窟後寫道：“美好的事實無論何時永遠都不會改變其美好的本質。透過破壞和污損之處，如今仍然可以看到無數美輪美奐的佛像熠熠生輝。”　　1933年，中國學者梁思成、林徽因、劉敦楨等營造學社同人考察雲岡石窟，隨後在合著的《中國營造學社匯刊》中，刊發了《雲岡石窟中所表現的北魏建築》一文，釐定了雲岡諸窟的名稱，討論了雲岡飛仙的雕刻，分析了雲岡石窟表現的建築形式和窟前的附屬建築，文中認為：“這靈岩石窟更是後魏藝術之精華中國美術史上一個極重要時期中難得的大宗實物遺證。”並在文章中第一次從建築角度研究了雲岡石窟的價值。　　“萬億化身，羅列滿山，鬼斧神工，駭人心目。一如來，一世界，一翼、一蹄、一花、一葉，各具精嚴，寫不勝寫，畫不勝畫。後顧方作無限之留戀，前瞻又引起無量之企求，目不能注，足不能停，如偷兒驟入寶庫，神魂喪失，莫知所攜，事後追億亦如夢入天宮，醒後心自知而口不能道，此時方知文字之無用了！”1934年7月12日，著名文學家冰心遊雲岡後寫日記贊嘆。　　“雲岡石窟的莊嚴偉大是我們所不能想象得出的。”1935年，著名作家鄭振鐸在《雲岡》中感慨，“必須到了那個地方，流連徘徊了幾天、幾月，才能夠給你以一個大略的美麗的輪廓。你不能草草的浮光掠影的跑著走著的看。你得仔細的去欣賞。”　　2020年的今天，雲岡石窟是世界文化遺產、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國家5A級旅遊景區。這座由北魏皇家主持營造的大型佛教石窟寺，現存大小窟龕254個，主要洞窟45座，造像59000餘尊，最大的佛像高17米，最小的僅0.02米，它代表了公元5世紀雕刻藝術的最高水平。　　別樣的胡風樂舞　　雲岡石窟與我國諸多石窟寺比較，頗具西來樣式，胡風胡韻較為濃鬱，而中晚期的石窟造像又引領了華佛教藝術本土化、世俗化、民族化的新風尚。如今，它以恢宏的皇家氣勢、自然的園林生態和優雅的文化環境，成為海內外遊客的禮贊聖地。　　在對雲岡的石窟建築藝術有了身臨其境的感受之後，梁思成感觸良多，他說，“在雲岡石窟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在中國藝術固有的血脈中忽然滲入旺盛而有力的外來影響：它們的淵源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希臘、波斯、印度，它們通過南北兩路，經西域各族和中國西藏到達內地。這種不同民族文化的大交流，賦予我國文化以旺盛的生命力。這是歷史上最有趣的現象，也是近代史學者最重視研究的問題。”　　趙昆雨是雲岡石窟研究院科研辦主任，多年致力于雲岡石窟研究。在他眼中，雲岡石窟早期佛像體現了神性之美，中期造像有胡風漢韻交相雜糅之美，而晚期造像則體現了人性的回歸。其中，中期造像中的西方因素尤其引人入勝。雲岡石窟中期洞窟約鑿于公元471至494年，共有12個洞窟，規模宏大、內容豐富、形式多變、莊嚴煥斕，中西文化之融合在此期間發生了最絢爛的碰撞。　　古希臘柱頭等裝飾點綴在石窟內。第9窟前室北壁西側佛龕龕柱形體修長、端麗，柱頭上裝飾一對向下的渦卷，氣質高貴，表現出古希臘愛奧尼柱式的特點。愛奧尼柱又被稱為女性柱，柱頭上端兩個朝下的渦卷代表著女性婀娜、柔美的體態。第8窟南壁豎立大蓮花裝飾支架，高大的粗莖分出兩枝，枝頭各一團蓮。粗莖腰部綁縛花卉，兩側舒放忍冬葉。該裝飾物具有濃鬱的外來風格，大約與西亞波斯紋樣相近。第12窟前室西壁屋形龕，脊頂雕金翅鳥，兩側分別雕飾三角形火燄紋、半月形鴟尾以及側身振翮欲飛的金翅鳥。四根八角形列柱將龕面開為三間，柱上設一鬥三升獸頭拱，獅形，極具波斯、印度地域色彩。　　胡人形象在石窟中較常見。北魏建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後，不斷征戰討伐，向平城移民，充實京師。至孝文帝時期，平城已擁有近百萬人口。除了通過戰爭手段遷徙人口，還有主動內附北魏王朝的。此外，胡漢商人以及外國商賈，也都滿腔熱忱地投奔到平城這座國際商貿大都會。每年來平城朝獻的各國、各族使臣也不在少數。可以想見，當時的平城，雲集各種不同面孔與膚色、不同服飾與語言，來自波斯、粟特、西域諸國的胡人，雲岡石窟頻現胡人雕刻形象就反映了這一時代特點。　　還是第9窟，窟門頂部雕四身胡貌飛天共捧摩尼寶珠，他們臉型方寬、眼眶深凹、眼珠凸圓，卷曲的頭發向後倒梳，袒上身，下穿短褲，赤足，身體健碩、氣勢勇猛。此窟明窗頂部，8軀飛天環繞一覆瓣團蓮。其中4軀表現為逆發形，體格彪悍，一手叉腰，一手託蓮，倒踢腿，充滿陽剛之氣，屬北方少數民族男性勁舞；另4軀表現為高發髻，身材柔婉，態勢悠逸，屬漢族女性軟舞。這是北魏時期各民族樂舞藝術大融合的真實寫照。　　此外，石窟中還有來源于中亞、印度系的多臂神像。第8窟窟門西側雕鳩摩羅天，五頭六臂、顏若童子、豐滿圓潤，側面頭發波狀飄垂，正中發卷由上邊兩小頭側辮相扭結而就。四小頭均張嘴露齒，表情奇特怪誕，臉上充溢少年的稚氣，頭頂正中盤螺發，兩側發梢編辮，具有濃鬱的異域風情。　　雲岡石窟現存樂器雕刻500餘件中，既有漢魏舊樂琴箏笙之類，也有龜茲五弦、西亞系波斯豎箜篌、天竺梵貝、鮮卑大角，還有西涼樂特性樂器齊鼓、簷鼓、義觜笛等。　　“盡管北魏歷代帝王都不同程度地倡導、推行漢化，尤以拓跋宏登峰造極，甚至拋棄了自己民族的語言，但就樂舞文化來說，北魏一朝，音樂的主體還是以鮮卑為代表的北方各少數民族以及中亞一帶的胡風樂舞。”趙昆雨說。　　佛像上曾滿是煤灰　　雲岡石窟對員小中來說是特別的，他從小在石窟旁邊的村子長大，現在雲岡石窟研究院工作。雲岡石窟第20窟大佛的正前方100米處就是他曾生活了近40年的家。　　小時候，員小中常到石窟內玩捉迷藏，哪裡黑就往哪裡藏，常常弄得滿身是土。他也會和小伙伴們登上樓閣，極目遠眺。玩累了出一身汗他就往一二窟方向跑，因為他知道那裡有泉水。“喝泉水，用泉水洗頭、洗澡、洗腳，涼颼颼的，非常舒服。”他還在大佛面前畫畫，畫得雖然不像，但是一次比一次好。20世紀80年代，參觀雲岡石窟的外國遊客多起來，那些外國人還給他們拍照。　　“那時候給我留下的印象特別美好，煤車少、交通好、環境好，有大城市的模樣。”員小中說。　　往前追溯，1973年秋，週恩來總理陪同法國總統蓬皮杜，來雲岡石窟視察時指出“雲岡石窟要三年修好”。為了落實週總理的指示，當地對雲岡石窟展開了大規模的維修保護。通過“三年保護工程”的實施，挽救了一大批瀕臨崩塌的洞窟及雕刻，基本上解決了主要洞窟及雕像的穩定性問題。　　進入20世紀90年代，隨著大同市工業和經濟的迅猛發展，距離雲岡石窟僅350米的109國道雲岡段車流量與日俱增，大噸位煤車超載現象比比皆是，僅運煤車平均每天即達16000餘輛。由此引發的粉塵和廢氣的污染十分嚴重。同時也給雲岡石窟石雕的保護帶來嚴重的威脅，洞窟石雕，特別是裸露在外的佛像，身上均是厚厚的煤灰。再之後小煤窯多起來，情況更糟糕，雲岡石窟員工上下班坐班車，不敢開窗戶。村民們把髒水、垃圾往路上倒，冬天還會結冰。　　1992年至1997年，雲岡石窟編制了《雲岡石窟規劃》和《雲岡石窟保護管理條例》，進行了“八五”維修工程，很好地改善了石窟的保存狀況。　　1998年至1999年間，政府撥出2.6億元專款，用于在距離石窟1500米以外，建設一條全長約30公裡的運輸新線，將原有公路開闢為雲岡旅遊專線。109國道的改線，為雲岡石窟的保護和大同市旅遊業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也為2001年雲岡石窟成功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奠定了基礎。　　“申遺的時候，就承諾要對雲岡石窟繼續加強保護，一直到2008年耿彥波市長來到大同，才啟動不協調建築的拆遷問題。”員小中說，那時候村裡的老百姓吃旅遊飯，有的照相，有的賣水、賣紀念品，當時一個人照相能養活一家人，這部分人不願意搬遷。　　看著眼前鬱鬱蔥蔥的景色，員小中感慨地說，雖然搬了家，但徹底落實了申遺前的承諾。原來村莊所在的地方種上了樹，來到雲岡石窟景區就像進入了一個天然的公園。　　“挺懷念那個老家，搬遷前，家裡的角角落落我都走了一遍。搬家總有戀戀不舍的感覺，總有一種思念在，但為了大局，必須那樣做。”他說。　　如今，員小中住在大同市區，

雙贊電子遊戲場

每天坐班車上下班，路上需要2個小時，一天10個小時在雲岡石窟度過。　　2002年，雲岡石窟防水保護工程啟動。工程前期主要針對頂部地質狀況進行了水文測繪、地質鑽探，詳細研究了洞窟滲水機制。2007年，

防疫面罩快try

進行了西部窟群防水試驗工程，當年成功地阻擋了90%以上的滲水，次年再無滲水。2012年6月，雲岡石窟研究院組織實施了“五華洞岩體加固、彩塑壁畫修復及保護性窟簷建設工程”，歷時3年完工，有效緩解了洞窟造像風化的問題。該工程是雲岡保護史上第一個立足于文物本體的全方位綜合性搶救性保護維修工程，

小昆凌

有效改善了雲岡石窟文物保存狀態和保存環境。　　“保護材料上，我們實現了從有機材料向無機材料的轉變，並努力研究生物材料，對文物本體進行最小幹預。”雲岡石窟研究院副院長盧繼文舉例說，在修繕時，他們有時會使用蒸餾水“洗”過的土，這樣可以去除土裡的鹽和堿，減緩風化速度。為增加土的韌性，他們會在“洗”過的土中加入頭發，而且要求必須是年輕人的頭發。　　盧繼文介紹，雲岡石窟主要面臨危岩體、水患、風化三大病害。但經過幾十年不懈努力，雲岡石窟的穩定性問題基本解決，水害得到有效遏制，洞窟保存環境和保護狀態極大改善。“在數字化技術的幫助下，我們的工作重點已由搶救性保護，轉向預防性、研究性保護。”他說。　　員小中目前是雲岡石窟研究院遺產監測中心的主任，他說，從2011年起，雲岡石窟研究院開始對“五華洞”部分石窟和病害進行監測。目前，一共對11個洞窟的大氣質量或文物本體病害進行實時在線監測。　　“主要靠數據積累掌握環境變化、病害變化的規律。”員小中說，下一步他們準備啟動地下震動的監測，因為雲岡石窟處在煤礦集中的區域，週圍煤礦採空區比較多，地下震動對石窟有沒有影響，需要去監測，如果確實有害，則需要盡快採取措施。　　開啟“行走”世界模式　　去年，雲岡石窟研究院歷時七年，編撰完成20卷本《雲岡石窟全集》。全集首次輯錄了史上最大規模、全方位採集雲岡石窟彩色影像檔案的成果，首次以全集形式展現人類5世紀石窟雕刻藝術的高峰，全面超越了日本出版的16卷本《雲岡石窟》，代表了國內“雲岡學”研究的最高水平，標志著“雲岡學”的正式確立。　　“雲岡石窟是中國眾多石窟中唯一一座全皇家建造的石窟，代表了公元５世紀，中國佛教建築藝術達到的最高水平。但遺憾的是，一個世紀以來雲岡石窟的研究非由國人起步。”雲岡石窟研究院院長張焯說。　　據張焯介紹，1902年日本學者首次走進雲岡，然後把雲岡石窟推向了世界。日本侵華戰爭期間，日本京都大學調查隊對雲岡石窟進行了7次調查，並于1951年至1956年陸續出版了《雲岡石窟公元五世紀中國北部佛教石窟寺院的考古學調查報告》，共16卷、32本。這套書成為多年來對雲岡石窟研究的頂峰之作，也被日本軍國主義宣揚為和平的象征。　　“但是日本學者的研究也有缺陷，

北京賽車分析軟體

比如說，他們的著作中沒有雲岡的考古，缺略雲岡西部洞窟。新時代需要一部全面詳盡的對雲岡石窟研究的著作，這是我們多年來的夢想。”張焯說，《雲岡石窟全集》是雲岡石窟的珍貴檔案資料。“我們對雲岡石窟的研究有了進步。如今是數字化時代，我們的測繪水平也比上世紀高出很多，以前都是黑白攝影，現在是彩色照片。”　　員小中負責其中4卷，佔全套書內容的五分之一。他說，剛接到任務時，心情比較激動，但在寫的過程中，還是挺辛苦的，

小昆凌

有時候看著滿壁輝煌，

長億電子遊藝場

滿眼佛像，不知道如何下筆。後來靜下心來慢慢地做事，不斷地去完善，這是一個從粗獷到細致的過程。　　在研究過程中，他也收獲了很多。例如，經過一年多的整理研究，基本確定了雲岡石窟第20窟西立佛的佛手及手印等形狀，這是該佛像自北魏坍塌後其形態首次被世人所認識。　　雲岡石窟第20窟屬雲岡早期造像，“曇曜五窟”之一。由于窟頂崩塌，主像外露，俗稱露天大佛。大佛兩側為立佛，其中東立佛保存完整，佛像著通肩衣，右手施無畏印，左手下垂提拎袈裟衣裾，面西偏南；但西立佛僅存下身膝以下局部以及頭光局部，其餘身軀已經坍塌，佛像原形態一直不為人知。　　員小中介紹，早在20世紀40年代，日本學者就在第20窟前進行過考古發掘，僅發現少量西立佛的衣紋殘片。大量西立佛殘石是1992年雲岡石窟“八五工程”窟前地面硬化前考古挖掘新發現的，當時發現大小殘石130多塊，均發現于北魏文化層，因此考古專家認為西立佛早在北魏時期就已坍塌。之後，這些殘石在雲岡石窟研究院文物庫房保存了20餘年。　　員小中說，從2014年開始，雲岡石窟研究院對1992年至1993年窟前出土文物進行考古整理研究，從現存痕蹟和考古發掘出的西立佛一百多塊大小石塊分析，基本確定了西立佛的佛衣及手印等形狀。該發現對研究西立佛和20窟洞窟形態提供了重要實物佐證。　　“西立佛原形象為著通肩衣，左手上舉握衣裾，右手下垂的形象，與主佛、東立佛共同組成三世佛造像組合。”員小中說，復原後的西立佛不久將與觀眾見面。　　雲岡石窟數字化工作起步于2003年。近年來，雲岡石窟研究院下大力氣利用先進的三維激光掃描技術，保存石窟測繪與形象數據，開展洞窟復制試驗，與北京大學、浙江大學、武漢大學等高校聯合，編制全國石窟寺高浮雕數字化行業標準，並與浙江大學、北京建築大學、武漢大學等聯合，成功完成第3、12、18窟等比例復制，開創了大型文化展陳品快捷運輸、安裝的新途徑，邁出了雲岡石窟“行走”世界的第一步，成為宣傳雲岡的窗口。　　除助力文物“活起來”外，數字化工作更為雲岡石窟建起了三維數字檔案。這樣融保護、研究、管理、展示為一體的數字化平台不僅使人們對石窟目前的狀況了如指掌，還可及時把握文物若幹年後的形態變化，一旦文物因自然災難或人為原因受損，

新世界電子遊藝場

還有可能進行精度極高的修復。　　2017年底，雲岡石窟最大的洞窟第3窟西後室原比例3D打印復制項目落戶青島，高10米的坐佛“走”出石窟；2018年11月，第18窟局部完成復制，15.5米高的立佛“走”進北京。與前者相比，第18窟復制窟可拆裝，便于展示。　　近日，等比例3D打印的雲岡石窟第12窟已在浙江完成組裝，將于近日亮相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博物館，開啟其“行走”世界的第一步。　　第12窟以立體雕刻形式，記載了古代音樂人盛大演出的場面，被譽為“音樂窟”。這座復制的洞窟由110個模塊構成，每個模塊又由12個小的打印模塊組成，完成組裝後寬約12米，縱深約14米，高約9米。0.03毫米的數字採集精確度再現了完整的石窟形制、精美逼真的造像，連石窟歷經千餘年風化的痕蹟都很清晰。　　“第12窟復制窟用輕型材料制作而成、可以像積木一樣組裝拆卸，將來能‘行走’在世界上，讓更多人觸摸中華文化。”雲岡石窟研究院數字化室主任寧波說，第12窟3D打印復制項目歷時3年，攻克了數據採集、數據處理、3D模塊打印、色彩還原等多項技術難關。（記者 王學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