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精神在武漢保衛戰中的作用及啟示城市精神在武漢保衛戰中的作用及啟示 張永廣 李亞娟 2020年05月19日07:58來源：光明日報 原標題：城市精神在武漢保衛戰中的作用及啟示人無精神則不立，國無精神則不強。對于一個城市而言，同樣如此。城市精神是一個城市風格和個性的體現。城市精神一旦形成，就是最深沉、最持久的文化力量。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是對我國城市治理的一次大考，在武漢保衛戰中，城市精神發揮了重要作用，並給現代城市治理帶來了許多重要啟示。 武漢保衛戰反映出武漢城市精神中的“英雄”氣質 武漢，是一座英雄的城市。江之奔湧、湖之靈秀，哺育了武漢人蓬勃向上、敢為人先的性格。武漢是荊楚文化的核心區域，早在公元前15世紀左右，武漢黃陂地區即興起了規模宏大的盤龍城文化。楚國建立之時，國小位卑，“號為子男五十裡”，被中原諸國鄙為“南蠻”，楚國上下“闢在荊山，篳路藍縷”，不斷開疆拓土，最終位列“春秋五霸”“戰國七雄”，展現出了敢為人先的勇氣和開拓創新的精神。從公元223年夏口城的正式構築，到宋元戰爭中的戰略樞紐，武漢一直被歷代朝廷視為軍事重鎮。經過無數戰火兵戈的搏殺和考驗，武漢磨礪出了鐵血家國義、無忘忠骨魂的氣質。 進入近代以來，這裡打響過辛亥革命第一槍，是當之無愧的首義之城；這裡有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收回英租界工人大罷工，是工人運動的大本營；這裡經歷過抗日戰爭時“保衛大武漢”的烽煙歲月，是民族精神的鎚鍊爐；這裡迎戰過1998年的特大洪水，是英雄之歌的譜寫地。輝煌歷史的累積，武漢于2011年提出了“敢為人先，追求卓越”的城市精神，彰顯了城市文化血脈之中的“英雄”氣質。城市精神是一種自我確證與認同，更是團結一心向前進的強大驅動力。近幾年來，武漢這座英雄的城市從來沒有在前進的腳步中忘卻根骨。誠信體系建社會守信環境、時代楷模樹道德標桿、“互聯網+志願服務”築志願之城、“我與文明同行”展市民責任……在不斷的探索實踐和理念倡導中，“我為人人，人人為我”成為武漢新風尚。武漢的城市精神在時光的交替中生生不息，在實踐的歷練中吐納融新。 城市精神是一種世代繼替的文化氣質的積澱與昂揚。晨鐘催醒巍巍江城，長江漢水春潮滾滾。在這次生死大考中，武漢對“敢為人先，追求卓越”城市精神的傳承與光大，展現出新的“英雄”氣質。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武漢這座城市率先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壓力，也付出了前所未有的努力。在疫情最洶湧的時刻，武漢封城，為全國降低疫情風險作出了巨大貢獻。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武漢是英雄的城市，湖北人民、武漢人民是英雄的人民，歷史上從來沒有被艱難險阻壓垮過”。“武漢加油”一詞，不僅代表著舉國上下對武漢的傾力相助，也反映了武漢這座英雄的城市在負重前行中自強不息的頑強和堅韌。 武漢保衛戰，戰的是病魔，拼的是精神。在黨中央堅強領導下，一道道群防群控的人民防線快速拉起。英雄的城市、英雄的人民，顯現出不屈不撓的英雄本色。無數衝鋒一線、舍己忘我的醫護工作者，無數下沉社區防控疫情的黨員幹部，無數守土有責、守土盡責的人民警察，無數晝夜奮戰在火神山、雷神山工地的工人，無數接送人員和運送物資的車隊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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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數保障“菜籃子”“米袋子”的企業職工，無數“不服週”“不信邪”堅守家園的武漢市民，共同阻擊疫情，構築起了最牢靠的人民防線。英雄的武漢，英雄的武漢人民，直面生死，守望相助，在疫情大考中迸發出英雄的氣概。城市精神在考驗中淬鍊，在奮進中閃光。 城市精神在城市治理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當前，我國城市化進程日益加快，區域中心城市的規模化發展成為顯著特征。中心城市聚集了千萬人口，這對如何加快城市治理的現代化布局、提高大型城市風險治理能力提出了不小的挑戰。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指出，“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廣泛凝聚人民精神力量，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深厚支撐”，這對我們深刻認識城市精神在城市治理現代化中的重要作用有著重要啟示，也對深入挖掘和高度凝練城市精神提出了更高要求。 文化本身就具有社會治理的功能。“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都反映了中國古而有之的對文化與社會治理關系的思考。現階段，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局中，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進程中，文化的重要作用更是日益凸顯，我們要“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廣泛凝聚人民精神力量”，築牢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深厚支撐。作為城市文化高度融合的城市精神，在城市治理中的作用不容忽視，具體表現在以下方面： 城市精神的厚度決定了城市發展的韌性。城市精神是一座城市獨有的標識，是其最為閃亮和耀眼的所在。當城市面臨外力衝擊時，城市精神就是城市生命體的最強保護，它不但能在困難和險阻面前挖掘出自身最大的潛力，而且能夠引領這座城市攻堅克難，毅然向前。可以說，正是有了豐厚精神的保護和滋養，城市才能夠化解重大危機，持續接力，實現長遠發展。也正是有了“敢為人先，追求卓越”的城市精神，才使得武漢這座城愈磨愈艱、越戰越強。 城市精神能夠凝聚城市治理共同體。城市精神的本質是人文觀照，城市精神歸根結底是為了引領人、發展人、塑造人。我國城市化的進程，特別是中心城市的快速發展，實際上就是原有農業人口、週邊人口向大城市聚集的過程。新的移民進入新的城市，脫離了原來熟悉的社會文化結構，進入了新的更大的空間，亟須一種反映“最大公約數”的價值認同作為牽引融入城市發展。城市精神恰恰能夠成為這種價值牽引的紐帶，促進文化認同，熔鑄新的文明風尚，進而構建人人有責、人人盡責的城市治理共同體。就如這次面臨疫情突襲時，武漢快速構建了人人請戰、堅守互助的抗疫屏障。 城市精神能夠提升城市治理水平。城市精神既是抽象的，又是物態顯現的，體現在城市的每一個角落。對城市精神的認同，在某種意義上，意味著對自我家園的愛護和守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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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城市更好發展的行動自覺。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是對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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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著力完善城市治理體系”，“努力探索超大城市現代化治理新路子”。這就要求我們不遺餘力發揮各種優勢，推進城市治理現代化。城市精神的形成基于市民的文化認同，城市精神的提出意味著市民自主性意識的確立。我的家園我來守護，螢火匯成星光，正是對腳下土地的愛，成為推動城市治理最深厚、最持久的優勢。 多路徑積極打造城市精神 城市精神深刻影響著城市的發展。正是對城市精神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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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城市居民正在走的路能夠同這個城市的未來結合起來、城市居民正在進行的奮鬥能夠與城市的發展契合起來。而且，獨特的城市精神對塑造城市形象、展示城市發展成果、提升城市競爭力、吸納社會資本、推動城市高質量發展更是意義重大。做好凝聚“城市精神”這篇大文章，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城市精神的凝練，既要根植于歷史傳統，更要善于吸收時代養分。城市精神不僅是過去的，也是現在的，更是未來的。城市精神要能夠做到“山容千秀長青、海納百川久闊”，要能夠成為一個城市歷史、現實和未來發展的高度濃縮和反映，要想永葆蓬勃生機、向上活力，就必須在時代變遷中與時俱進，在傳承創新中保持自身的穩定性和連續性。“敢為人先，追求卓越”的武漢精神始終保持著濃厚的活力和清醒的認知，它不僅是對武漢走過的歷史、積澱的文化精髓的概括和凝練，是對現下敢闖敢試、改革創新實踐的準確揭示，也飽含著對前行道路的價值追求和深切希望。“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因奉獻而富足，因無畏而幸福”，此次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讓武漢的城市精神進一步淬鍊，並深刻影響著城市的未來，為未來發展積蓄強大的內生潛力。 城市精神的弘揚，既要唱響簡明的“標語”，更要宣講隱藏在標語背後的動人“故事”。城市精神通常會被凝練成幾個簡潔的詞語，這些標語具有高度的濃縮性和概括性，便于在市民中傳播。這些標語或口號是基于城市發展史上一個個豐富動人的故事而提鍊的，比如我們講到“英雄”武漢，背後就是由眾多動情的故事匯集而成。正是革命志士的鮮血澆灌了“武漢首義”的自由之花，正是戰士肩頭的沙包力挽“九八洪水”狂瀾，也正是每一位最美逆行者堅實的腳步成功阻擋了新冠肺炎的蔓延。小故事勝過大道理，精彩精練的故事才能說服人、打動人、感染人、影響人。在宣傳和弘揚城市精神時，講“好故事”，講“真細節”，才能引起共鳴，達到共情。 城市精神的實踐，既要結合“大事件”，更要落腳于日常的“小作為”。城市精神的實踐和厚植要落實于具體的、日常的、社區化的行為，要注重與百姓日常生活緊密關聯，在落小、落細、落微、落實上下功夫。發揮社區力量，發揚志願者精神，同社會治理的精細化要求相結合。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要善于調動政府、社會、市民三大主體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集聚促進城市發展正能量”。 城市精神是城市生命的一部分，是堅守一座城市的根本，是文化自信的時代體現，沒有先進文化的引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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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強大精神的支撐，一座城市的生長就難以持續長久。一座有著深厚且執著精神的城市，才能為人們所向往，才能凝聚起全體市民與城市同呼吸共命運的最強力量，才能開拓“以人民為中心”的城市治理新境界。 （作者：張永廣 李亞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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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系上海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中國浦東幹部學院副教授）一線視角：把生態嵌入發展大格局 劉鑫焱 2020年05月19日08:01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 大力開展生態扶貧，在山區種出“綠色銀行”；啟動評定首批4A級鄉村旅遊示範村，推動旅遊業逐步復蘇；召開全省黃河流域重點地區廢棄露天礦山生態修復工作部署會……一段時間來，山西省以務實舉措推動生態保護和綠色發展，引起社會廣泛關注。 山西作為資源能源大省，長期以來形成了以煤、焦、冶、電等產業為主的經濟格局，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任務緊迫且繁重。與此同時，由于產業結構和產業布局等方面的因素，污染治理和環境保護的任務也十分沉重。今年初，山西出台《關于生態環境保護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意見》，以多項舉措著力加強生態環境保護。從嚴格控制布局重污染項目，到倒逼規模小、結構散、產業鏈短、污染較重的企業退出，再到加大環保專項資金獎勵力度，要求之高、措施之嚴、激勵之強，充分顯示出改善環境質量、引導結構優化調整、推動高質量發展的決心。 生態環境保護的成敗，歸根到底取決于經濟結構和經濟發展方式。增強整體思維，把生態保護工作放在更大的發展系統中，對標高質量發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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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並執行嚴格的生態保護政策措施，才能取得更大的高質量發展成果和更大的生態保護成果，進而實現“系統最佳”。生態保護要積極作為、靠前謀劃，為高質量發展卸掉舊包袱，提供新動能；同時，高質量發展也需要為生態保護提供必要的結構支撐和潛力空間。 實現生態保護和經濟發展的相互促進、相得益彰，必須用好政策紅利、守住底線紅線，下好改革創新的先手棋。山西把生態治理與保護嵌入高質量發展的大格局中，體現的正是“在發展中保護、在保護中發展”的理念。通過政策紅利做“加法”，讓符合高質量發展的產業、項目在實施過程中充分享受生態保護的政策優勢、綠色優勢，有利于引導新上馬的產業項目形成綠色低碳循環發展新方式，為高質量發展提供綠色動能。比如，山西一些重污染企業通過提升改造、污染治理騰出的排污權，允許高科技和新興產業優先享用；建立環保“領跑者”制度，進入名錄的企業可以免予執行應急、錯峰等管控措施；等等。通過這些措施，力求形成政策激勵效應。 通過有效治理做“減法”，嚴管、嚴控不符合甚至背離高質量發展要求的污染產業、污染項目，有利于推動各類傳統產業和企業轉型升級或有序退出，繼而實現“騰籠換鳥”，為高質量發展留出“綠色空間”。正向激勵與反向約束相結合，既做大做強促進生態文明的經濟實體，也“糾正”不合理的產業結構、產業路徑，實現二者的有機統一、相互促進，就能為高質量發展加裝“綠色引擎”，為生態保護提供堅實有力的支撐。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人不負青山，青山定不負人。綠水青山既是自然財富，又是經濟財富。”生態環境保護是實現山西高質量發展、高水平崛起、高標準保護、高品質生活的重要方面，也是亟待突破的瓶頸性制約。努力實現生態環境保護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美麗山西的圖景必將加快成為現實。 （作者為本報山西分社記者） 《 人民日報 》（ 2020年05月19日 05 版），